走出大山
一、我的文学之梦
我的文学梦想起始于童年，起源于父母的故事。幼年的时候，母亲经常给我讲鬼神的故事，那些故事虽然是些童话，但仍然使我感到无比的神奇。我懂事以后，每天纠缠着母亲一遍又一遍地让她讲故事，后来母亲的故事枯竭了，我听故事的“瘾”还没过够。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几本小人书，我就一头扎进小人书里，可惜只能看图不认字，急得又去找我母亲。可是，母亲只念过二年蒙文字，那样的方块字认不出几个来。于是我回过头来找父亲。父亲虽然没进过校门，但他在部队里上过文化课，认得一些汉字。父亲认的汉字极其有限，但仍然是我崇拜的老师。父亲东一个西一个地给我念，然后与图画对照着用蒙语翻译出来，很艰难地满足着我这颗如饥似渴的心灵。当时，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，长大后自己能读懂小人书。小学二年级的时候，自己能看蒙文的故事书，当时我家有一本《林海雪原》，让我翻得面目全非，一些段落我能倒背好流。那时候蒙文书极缺，汉文书又看不懂。小学三年级开始开汉语文课，先是学拼音，学会拼音就会查字典了。这样，很快自己就能看小人书。尽管有些句子的意思还不大明白，但是与图画一对照，就闹个八九不离十。
我在家里是唯一的男孩儿。父母对我特殊关爱，知道我爱看书，父亲每次出门必定要给我买些书回来，起初是小人书，后来是故事书，再后来是名著。后来我看着这些书经常思考一个问题：这些书都是什么人写出来的呢？老师告诉我，是作家写出来的。我问老师作家是干什么的？老师说，作家就是坐在家里专门写书的人。从此，我对作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常常想将来要是当个作家该多好。也许，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梦想吧。有位哲人说过，没有做不到的，只有想不到的。看来，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这样，首先有梦想，而后去实现梦想。我现在已经当了作家，我的经验是：当作家，必须有一个强烈的表达欲望。没有表达欲望的人绝对当不了作家。讲述是作家最初的表达方式。我小时候就是愿意给人讲故事，自己看完了故事书，就找一帮小伙伴，讲给他们听。有一个冬天的夜晚，我聚拢一帮小伙伴讲故事，一直讲到深夜，谁也不愿离去。第二天，好几个家长找我妈说，你家孩子讲故事，把我家孩子的脚后跟儿冻坏了。其实，也不能完全怨我，自家做的棉鞋质量太次。
蒙古说书——乌力格尔对我的启迪很大。那时候没有电影、电视，乌力格尔是唯一的娱乐活动。乌力格尔在科尔沁草原上广为流传，在广大的蒙古族同胞中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每当过年过节，都要请来说书人说唱乌力格尔。我从小就是乌力格尔迷。只要村里有乌力格尔，我就早早地去占据有利位置，一宿一宿地听。《七侠五义》、《三侠剑》、《五鼠闹东京》这些故事我都听过，听完都能记住，回过头来给别人讲述。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初中，每到夜晚一关灯，大家就要求我讲故事，我也愿意讲，我一讲故事，整个宿舍两铺大炕三、四十个人静悄悄地听。第二天一上课，有的同学就在课堂上磕睡。老师发现这个现象，有一天晚上班主任悄悄潜入我们宿舍进行侦察。我不知道老师在监听，又开始讲故事，讲到最精彩处，也学着说书人故意卖关子说：要想知道故事如何发展，明晚请听下回分节。大家强烈要求接着讲，有人送来咸菜，有人给我豆包、苞米花之类贿赂我。我故意刁难他们，不讲。这
从口述到笔述，是表达方式的一次飞跃。我的作文写作一直很好。初二时，学了鲁迅的小说《故乡》，这个小说写的太美了，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受它影响，我从心底产生了一股创作冲动。正好，老师留作业，让同学们模仿《故乡》写一篇作文。我就写呀，把其它课程全部扔在脑后，装病躲在宿舍里写。老师看了我的作文，兴奋得不得了，当着全班同学当范文念，并大加夸奖说，这篇作文已经超过了高中生的水平。
中考时，我在全旗蒙生里考了第一，并且作文得了满分。上高中以后，评分的老师告诉我说，我的作文得满分，就错了一个字，老师考虑到文章好，没扣分。从那以后我对写作更加感兴趣了，我的文学之梦也在悄悄地成长。
二、 我的文学之路
从作文到作品，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提升过程。我是从师范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开始文学创作的。当时我被分配在一个偏僻的大队中学，前途一片渺茫，情绪极度消沉。我就开始写诗，一天写好几首，一篇篇寄过去，一篇篇退回来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地一级刊物，只知道有一个叫《花的原野》的刊物能刊登诗歌，哪知道那是个代表国家水平的刊物呢？我的第七十二首诗总算在那个刊物上发表了，八行诗给了八块钱稿费，我把汇款单放在办公桌上炫耀了好几天。
从山村走出来的我，在求学的路上接受城市文明以后，感到一个人如果想要有所成就，就必须进入城市文明，进入主流社会，不然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。我在乡下不谈恋爱不成家，苦苦奋斗好几年。我当过中学教师，当过乡团委书记。我用蒙汉文两种文字投稿，后来被旗委宣传部发现并选调去当通讯干事。那时候我的小小说频频在《兴安日报》发表。也是因为能写作，85年调入盟行署当秘书，一干就是23年，从秘书干到副秘书长。这期间的文学创作也经过了几个大转折。当秘书是写公文，写领导讲话，与写小说是截然不同，是两种思维，两种写作模式。86年开始我放弃了蒙文创作，转为用汉文创作。从蒙文创作到汉文创作，是一个痛苦的转折过程。从公文写作到文学创作，又从文学创作到公文写作的不断互相转换，也是很痛苦的过程。当时我非常向往当一个专业作家。可是还不愿意放弃仕途上的前程。其实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，样样都想做好，可能样样都做不好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真想放弃文学创作，一心一意奔仕途。然而一个人的终身爱好是轻易舍不掉的。就这样在仕途与文学创作两者之间摇摆，一直到现在，哪个也没有太大的成就。
生活的磨难使作家丰富阅历，坚定意志。成家以后，我的生活压力从来没有轻松过。尤其来到乌兰浩特以后，在乡下生活的父母带着我的两个妹妹投奔我来了，人口一下子增加到八口。八口人租住20多平方米的房子，四个角上都放床。只有两个人挣钱，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。在那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写作，一个方面写作是我的爱好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点稿费来补贴家里的生活。生活的磨难使我懂得了生活，从而更加珍惜生活，热爱生活。作家如果不懂得生活，不热爱生活，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脱离生活。脱离生活、脱离群众、脱离社会的作品，不可能得到读者的认可。
人是需要鼓励的。无论干什么，人有时候把握不准自己的走向。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有人鼓励，需要有高人指点。在我的创作旅程中，有几个人是不能忘记的。第一个是现在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工作的
三、从文学到影视
作家写作品是为了给人看，让人们从这些作品中得到一些精神需求，从而对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所影响。如果作家的作品没人看到，这个作品就失去了意义。然而，随着科学的发展，，人们更直观地从影像图片中得到精神需求。相比之下，文学作品显得暗淡无光。就像人们所说的，人类社会进入了读图时代，即使是名著照旧放在书架上无人光顾。那么，我们作为文学工作者应该怎么办？我在十年以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。得出的结论是：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，把文学与影视紧密结合起来，发挥文学在影视中的主导作用。
那么，为什么还要出书？一个作家出书，是对自己的集中展示，也是对自己的包装和推销。如果我没有出版过第一本小说集《牧村》，我也不会有机会“触电”。当时，内蒙古电影制版厂的一个导演叫郁晓鹰，他想拍一部草原现代戏，苦于没有好的题材。这时他发现了我的小说集，并相中了其中的一篇小说《大草原》，把它改编成电影《想去欧洲当村长》搬上了银幕。后来，他又从小说集中选择了《望火楼》，让我改编剧本，2004年在阿尔山市的白狼镇把它拍成了电影，
“触电”对我们作家来说是一件名利双丰收的事情。小说可以改编成电视剧，散文可以拍成电视散文，诗歌也可以谱曲后拍成MTV。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，干什么都不得不考虑效益。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用金钱来体现，作家也不例外。当然，作家的价值更多是用社会效益来体现。还是那句话：只要探索就有效果，只要动作就有收获。但愿我们的作家们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上获得双丰收！
经过艰苦跋涉，我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：1987年加入了兴安盟作家协会，1991年加入内蒙古作家协会，200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98年以来连任两届内蒙古作协委员（理事），2000年当选兴安盟作协主席，2006年连任兴安盟作协主席。出版三本书，拍了两部电影，两度获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一次获“索龙嘎”文学奖，盟委、行署还给我颁发了“九十年代杰出文学奖杯”。应该说，这些成绩的取得，得益于父母的养育，得
2008年7月3日
